小额股票质押线下配资缅怀袁恩桢：泉水呀泉水，你到哪里？你到哪里去……

三十六年前的秋季，我成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（现为研究生院）的新生、因为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而成为新生班的班长；团支部书记是来自江西革命老区的李春平。当年有一门必修课是《资本论》选读，授课者则是社科院经济所的市人大代表洪大璘教授。这位洪教授认识我第一天时小额股票质押线下配资，知道我熟悉另一位经济学泰斗复旦大学蒋学模后立马允许我免修。

半个月后，我同宿舍的李春平愁眉不展地述说：洪教授让大家要读熟资本论第一卷！我说这应该的呀。但李春平说：关键是洪教授让大家要背诵第一卷第一章，而第一章有一百多页、是不可能背出来的；他代表全班和洪教授交涉，洪让步即背十五页；但发现也是做不到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，正好我父亲来宿舍探望；我父亲就和李春平说老大难、老大难、去找老大就不难。而老大，就是我父亲党校同学、经济所所长袁恩桢研究员！

上海社科院著名经济学家、上海市劳动模范袁恩桢先生。

不知道袁所长是怎么游说洪教授的，反正豁免了李春平和同学们的背诵；但当时上海社科院正在迎接当年国庆四十周年、有歌咏比赛晚会。既然背诵资本论豁免了，新生献歌自然是题中之义啦。于是，老区来的同学唱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、我则唱《泉水叮咚响》；袁老师和洪老师都很是赞赏。袁老师说希望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而出，洪老师说喜欢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的歌词。歌咏之夜的社科院，桂花正飘香呢；月儿弯弯照高楼，我还记得那晚上弦月！

袁老师认为我是个很有趣的人，就经常来研究生宿舍和我聊天、看同学打乒乓球。但打着打着，他就要说经济体制改革就想打乒乓球呢；即如果有双打、混合双打才会精彩。双打是比喻为私营企业（当时他就声称是民营经济和民族资本）和国有企业，能同台献技。而混合双打，是指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更深层次、需要国企和民企互相入股来提升产业水准。

袁恩桢所长的这些比喻和设想，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；于我而言宛如泉水叮咚响！李春平胆子大一点之后，就提议能否学一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？不过，洪大璘教授很反感，居然到我家（当时住徐家汇）找我和我父亲一起谈话——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凯恩斯学说等，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伪科学！要求我父亲教训好李春平，要求我作为班长和社科院学生会主席带头学好资本论。其实，我父亲当时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员。

不过，袁恩桢所长很开明；同样开明的还有当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，他还是著名的全国人大代表、被公众赞誉为议案大王，且常常是一号议案的发起者。袁老师和张院长商议之后，干脆就让当时经济所的博士研究生张道根（后曾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和上海社科院院长）、石磊（后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、著名产业经济学家）给我们硕士生讲述西方经济学的借鉴。记得张道根的第一讲介绍了跳蚤市场案例、很生动，石磊的第一讲慷慨激昂、主题是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；袁老师点评时则介绍他和经济所科研团队对温州的调研心得、以及深圳特区的名言如“时间就是金钱、效率就是生命”！记得当时很漂亮的女同学沈开艳听得津津有味，往往第二天还会和我继续交流；沈开艳就是现在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。还有一位青年科研人员、复旦校友洪民荣常来旁听和交流，他因为已经领社科院工资了、所以总是很大方地请我吃夜宵；袁老师就出粮票！

洪民荣后来成为袁老师的博士研究生，以研究农业经济见长；曾任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兼主任，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。我曾经和洪民荣一起在当年上海县马桥乡（现为闵行区马桥镇）调研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三个月；每半月要回社科院向张院长和袁老师以及当时的常务副院长姚锡棠、部门经济所所长谢自奋、副所长厉无畏（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）等汇报。洪民荣还很严肃地汇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破解的瓶颈，如农民要看戏、已经愿意集资造家戏院但得不到行政审批；农民要理发得去镇上，为啥村里就不能开家理发店呢？我则兴致勃勃地告诉经济学家们：农民家庭很热情，招待我们调研者免费吃鸡蛋、红烧肉和鲫鱼，都是自家副业即根本无需蛋票、肉票和鱼票。这是一九八九年末。当时张院长询问袁老师：上海市到底有多少种消费品票？袁老师说有七十六种！但他预测五年左右会取消的，因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城市已经开始经济体制改革、中国告别短缺经济的春天必然会来临。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，上海在全国率先取消了票证（含购粮证）！

一九九三年国庆前夕，桂花飘香的一个夜晚；袁老师请我在淮海路上吃面、有肉加蛋而无需粮票了！那天晚上是上弦月！袁老师还和我说了好多邓小平的名言，如发展是硬道理等！

一九九七年国庆前夕，我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党校的学员；同学里有越剧名家沙漠王子赵志刚。袁老师来给我们做报告，他讲到最新的温州财富调研；说是收入方面，当时的温州人就说：十万贫困户、百万不算富、千万妈妈虎虎！而我和同学们还停留在一年能存款万元户概念！只有沙漠王子说自己是贫困户即年收入十万元，于是贫困户自然请客。那晚，他没唱越剧、唱的是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即光辉灿烂闪出一个新世界！我唱泉水叮咚响；上弦月！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某晚，洪民荣、我和袁老师等聚餐。上弦月下，袁老师说心得：“放手让一切劳动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，以造福于人民”。即他强调十六大报告中这句铿锵有力、鼓舞人心的话语，必将激发着全国人民创造财富的动力。这是党代会报告中首次突出财富概念！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人民！

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，袁老师八十大寿了。上海社科院以举办《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袁恩桢学术思想研究座谈会》，来表达高端智库的敬意。那天大师云集，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、上弦月！沈开艳研究员就说：“袁老师学术著作非常多，包括合作的《社会必要产品论》，《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》、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》、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》等等，大概有20余部，那么各类文章有500余篇，其中重要的学术论文有100多篇。

在1986年的时候，袁老师就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的称号。那么袁老师最具代表做的是他的一本叫《袁恩桢文集》。《袁恩桢文集》是袁老师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的集中体现，在文集中袁老师还非常真诚和谦虚地写到，他说“论文集难选，不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好，而是由于在渐进式转轨时期改革理论的探索不止是先于实践，有的时候还常常是滞后于实践”。所以，袁老师很谦虚地觉得他的文章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缺陷。实际上在长达5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，袁老师一直是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，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，温州经济的发展与温州模式的创立，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，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，这些研究领域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，也做出了创新的理论贡献。《袁恩桢文集》就充分反应了他学术思想的一个思路，这个思路我觉得就是总体上追随着改革开放的足迹。从基础理论研究开始，逐渐深入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现实问题。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些领域的杰出贡献，在2010年时候，袁恩桢老师就荣获了上海市学术贡献奖这一终身荣誉。那么在当时和前两届所有的获奖学者中，72岁的袁老师是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“。

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，我所居住的小区桂花突然飘香了；我仰望星空，上弦月！忽然洪民荣研究员发来消息：袁老师走了、享年八十七岁。洪民荣告诉我：“袁老师22日中午过世，我21日下午去看他，可能是最后看他的人。那时他还有些意识，我跟他说等他好些再来看他，他用喉咙发声说不要来、不要来……怕麻烦我们”。翌日，洪民荣又对我强调：“袁老师是学生心中的丰碑，晚辈们对他满怀敬仰、自豪和感恩。他是始终大写的学者，作为经济学家，他满腹经纶，但更有家国情怀，思考和研究的都是发展之急需、改革之前沿、理论之创新。他是虚怀若谷的师者，循循善导，指点迷津，但又鼓励学生之长，春风化雨。他是宽厚慈祥的长者，总是开心地倾听学生，那怕是我们某些时候‘胡说八道’，依然充满温暖“！

二零二四年六月二日，袁恩桢夫妇和当年的博士生们合影留念。左起：曹国琪、洪民荣、陈家海、袁恩桢、袁夫人、沈开艳、韩汉君、马立行。